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狠狠批评了一群他称为“半反革命”的高等知识分子,并警告他们在革命大潮中不要再妄想骑墙:

“现在世界上局面,乃革命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争斗的局面。”毛写道,“那些中间阶级,在西洋如所谓第二国际等类,在中国如所谓国家主义派等类,必须赶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

时隔近百年,随着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冰点,《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发文,正告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美对抗之下必须站队:

“精英们这个时候不能恋美国、怕美国,而要敢于站到与美国开展复杂博弈的一线,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放在首位。”他写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是很多中国人需要重温这句话的时候了。”

我算不上知识分子,但看到这样逼着选边站的语言却不免毛骨悚然。和很多不问政治、只求安稳过日子的留美华人一样,我徒有的只是知识分子的怯懦,对舒适生活的向往,对公共议题仍未消退的关注,和对于站队的本能拒斥。但在中美对峙日趋激烈的大时代里,我们这样的骑墙派、逍遥派,又还能在夹缝之中逍遥多久?

从贸易战到媒体战到所谓“新冷战”,从针对华为到针对TikTok和微信,从绿卡的暂缓发放到留学生网课签证新规,从制裁军方背景高校到制裁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孔子学院,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2020年对于许多在美国的中国人来说,无论是情感上还是实际生活中,都是紧张、焦虑和难上加难的一年。许多在美学习、生活和工作多年普通中国人因为留美签证受到影响而不得不回国发展,更多的人即使还没被赶出美国也在担忧自己的签证是否会得到延期,继而不敢在生活中作任何长久的打算。

对于我来说,近来一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感觉愈发强烈,主要是因为在中美两边的朋友讨论政治话题时,都能明显感知到对方对“骑墙派”的敌意。

例如,我国内许多体制内工作的家人朋友常常批评我“斗争意识不强”,警告我不要学作家方方,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要在这种敌我斗争白热化的阶段去批评共产党,因为批评就是被认为在给美国人“递刀子”。不“递刀子”,就是要坚决肯定中国政府抗疫的成功,就是要坚决反对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坚决支持中国在新疆的“去极端化”政策,坚决拥护打破领导人任期制,坚决赞成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全面管制,凡此种种。

另一方面,我不少在美国政府、媒体和智库工作的朋友们则越来越经常地要我表态:你难道不觉得中国共产党是邪恶的吗?特朗普有错,但如果不是中国隐瞒新冠疫情在先,美国会死那么多人吗?孔子学院和中国领馆这种间谍窝点,关闭他们不是理所应当吗?

对于两边的这种问题,我都很难给他们不违心、又满意响亮的回答。而对于他们来说,我的回答可能也不重要了。随着美国决策层中对华强硬的共识逐渐成型,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渐高涨,两边都需要更多立场坚定斗志强的意识形态战士,而那些不是非黑即白的声音就越发讨人嫌。在美国的华人里就有不少像我这种讨人嫌的人。我们一方面认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对特朗普政府这样“抽风式”的对华政策和美国正在蔓延的反华情绪感到万分沮丧。我们小心翼翼地试图两边都不得罪,却又因为这种小心翼翼得罪了更多的人。

一方面,我们这群在美华人是最直接受到中美新冷战冲击的群体。从美国国务卿庞皮欧到国家安全助理奥布莱恩,美国政府上下最近的讲话似乎都在强调,美国现在的极端政策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人民。但在这样举国规模的政策动员下,这样的区别其实没有意义。因为政策动员就在于煽动大众的情绪来为自己的政策背书,而在民意沸腾之下,混杂着不少种族主义者的普通美国人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区分自己恨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党。而美国政府所谓打压中国间谍,打压中国商业盗窃的政策,落实到具体执法行动中,则很难不演变为对没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学者、公司与其他人士的有罪推定。

例如我认识的不少中国记者朋友,即使不在中国官媒工作、意识形态上更亲美的人,他们记者签证的延期申请也还没得到批准,只能准备着离开美国。他们能理解,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记者的限制,是对中国政府限制美国媒体的报复。但他们却想不通,玩这种互相驱逐记者的游戏,对美国能有什么好处?毕竟《人民日报》记者写的美国新闻,对于中国了解美国并不重要。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写中国的新闻,对于美国了解中国十分重要。

更让人揪心的是美国泛滥的新冠疫情,因此造成的经济萧条,以及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疫情中表现出的无能和极端种族主义。这些都让许多人质疑美国未来到底会变成怎么样,质疑自己留美的选择到底是在追求美好生活,还是跳上了一艘泰坦尼克号:在近距离目睹西方民主的陷落和美帝国主义的余晖?我在国内的朋友们常常在烧烤摊上一边吃着串,一边在电话里奚落我如此地努力学习工作,到头来就为了在一个确诊人数破五百万的国家自我隔离地生活着。这种对美国政治的失落也让我常常怀疑,美国的今天到底是常态还是异态,如果是异态——即使特朗普败选给拜登,又还会存在多久?

这还没完。如果说近年来美国对参加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华裔学者的大搜捕还可以说是出于国家利益而合法正当的话,那么近一年来在美国公共舆论中对中国人的排挤和不信任则有麦卡锡浪潮卷土重来之势。这种针对最直接的表现是,一些美国人在社交媒体上对中国人的诛心提问,例如,“你为什么不公开批评共产党关押百万维族人的残酷政策”又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支不支持香港民主运动”。

这些咄咄逼人的提问言下之意是:你如果在这些涉及价值观“大是大非”的关键议题上不公开明确地表明态度,不公开和共产党划清界限,那么你作为知识分子、学者、记者、智库专家甚至是普通推特用户的一切言论都是值得怀疑的,要么是你有“亲共”的道德瑕疵,要么就是你有自我审查之嫌。好在美国的中国专家当中还存在一些相对宽容的学术圈子与媒体平台。但是网上这些拒绝对话而直接贴标签攻击,时常让我想起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到的,极权国家是通过打击肉体来压制心灵,民主国家则容易出现“多数人暴政”,是让肉体自由而直接压制你的心灵。

另一方面,“美国那么差,为什么不回国”这或许是很多仍然留在美国的华人在与身在国内的家人朋友打电话时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每个人对此的回答也不一样。许多中国人留恋的的确是美国更好的自然环境,孩子更好的教育,更高的人均收入,以及更人性化的工作文化,例如按时下班、休假不被打搅等等。

而对于许多走“中间路线”的知识分子来说,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日益收紧的政治环境,则是不愿意回国的最重要原因。对于很多因为熟知中国历史而对政治有着天然不信任的人来说,“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是可怕的。他们知道,即使美国有千般万般不好,这里还是有中国没有的、对政客嬉笑怒骂而免于恐惧的自由。

瞿秋白曾在《多余的话》一书中提到,自己作为一个软弱的文人,在出现争论时,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许多知识分子虽然反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极端打压,但往往觉得美国的许多强硬政策也有其道理。例如,对维族人的大规模监禁是不人道的、应该被叫停,中国在贸易、媒体权限和许多议题上的确对美国没有做到“互惠”,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放弃韬晦是误判,在香港的治理和干预上太过粗暴等等。他们也深知,自己这种“斗争意识”不强的观点回到国内,在“bilibili一代”的小粉红们逐渐占据舆论场的今天,会活得很难受。

今天活跃在中国电视上的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曾在一次采访中坦陈,自己当年也参与了“六四”的示威活动,并在1991受到“小处罚”后获批访美。他在访问期间成功申请到了哈佛大学的博士项目,却因看到已经在美深造的中国同学苦闷于在美国一直是“边缘人”、“局外人”,选择回到中国社科院继续工作。

但对于骑墙派们来说,他们是很难像金灿荣一样从墙上下来的。麻省理工的黄亚生曾把中美关系的紧张之于华人,比做“母亲和丈母娘吵架”。一方面,这群知识分子不愿意被中国统战,对在海外做“爱国侨胞”或回去“建设祖国”没有特别的热情;他们虽然鼓舞于中国近年来扶贫和发展的成绩,却对中国的一些政策方向并不认可。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即使认同美国对中国的一些批评,却并不想做“郭文贵”或“郝海东”,站在美国人一边大张旗鼓地反共反华。

这可能是出于他们对特朗普政府毫无原则和底线的鄙夷,他们残存的朴素“家国情怀”,他们自己对中庸的固守,或是简单地因为软弱。而这种软弱与他们成长中所接受的对“汉奸”的憎恶教育有关,但更大程度上是由于担心仍在国内的亲人朋友因为自己的言论受到打击报复。而出于现实的原因和父母意愿,带着父母移民的情况少之又少,这种软弱和牵挂在海外华人身上会是永久存在的。就这样,骑着墙的知识分子们看着自己在美国生活、工作、学习的空间因为冷战被日渐压缩,却无可奈何。未来是继续留下,是去新加坡,去加拿大,还是去欧洲?

作家方方曾写道,“时代的一粒沙,落到普通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对于这些活在夹缝中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作者:黄乔治(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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