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地球村”、“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意义。这些通常用来描述全球化美好愿景的概念,今天遵循着一条无情的指数曲线向我逼来。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我能感清晰地受到疫情的步伐,那种涌动在社交媒体的悲痛、感动、愤懑突然跨越重洋,变成切实的担忧和恐慌。

当中国已经进入抗疫后期时,美国刚进入指数级爆发增长的前奏。我最初在一月下旬感受到疫情的辐射。那时纽约文化沙龙正在筹备最后一期线下活动。武汉封城、湖北疫情消息爆发,让我们对这种华人聚集的线下室内活动有所顾虑,也有不少听众因此退票。我们为参与者提供了医用口罩和消毒液——当时口罩还没有脱销。仅仅过了几天,当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囤点口罩时,所有药房都销售一空,伴随的是各个自发的华人组织收集物资支援湖北。

美国在 1/21 就确诊了第一例,但增长一直很缓慢,而且纽约州和纽约市却一直没有,这让我们越来越恐慌。纽约市作为美国甚至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城市,最有可能是率先出现病例的,竟然直到 3/1 才出现第一例确诊,此时全美已有90例了,这非常不符合常识。我和所有华人朋友都认为官方的检测能力远远落后于真实情况。果然,在十天里,随着检测数增加,纽约州确诊数指数级增长,截止到昨天(3/12)已经有327例,位居全美第二。我相信纽约市的真实情况,无论数量还是增长速度,都遥遥领先于美国任何一个州。

我的判断来自对周遭环境的观察。纽约首先是一个人口密度和流动性都极高的城市,严重依赖公共交通(以地铁和公交为主,私家车、网约车经常拥堵),公共空间拥挤(地铁、餐馆、剧院座位间隔都很近),公共活动频繁(博物馆、百老汇、爵士、歌剧、芭蕾、舞台剧、交响乐、讲座),陌生人之间的安全距离很近,人际圈子又很多元复杂——这些因素对新冠这种传播性很强的病毒来说构成理想的传播环境。

和中国人相比,纽约人低估了这场疫情的严重性。在他们眼里,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流感。美国每年死于流感的就有上万人,而新冠死者集中在老年患者和有其他健康问题的人,健康人即使携带病毒也不会有太大危险——一个本地医生就这么告诉我。总统川普本人就是这样的典型:在疫情还没有遍地开花时,他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尽在掌握,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流感罢了,我们经验丰富,没什么大不了的。此外,CDC(美国疾控中心)始终要求(注意:是要求,不是建议)没有症状的普通人不要戴口罩,与之相比勤洗手是更有效的预防方式。在美国,戴口罩意味着自己可能携带病毒,防止向外传播,而不是预防。与中国的标准做法相比,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让很多华人感到困惑甚至产生阴谋论的猜忌——是不是因为口罩短缺,骗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好把宝贵的资源留给医护人员?在这样的宣传口径下,外加口罩稀缺,即使在上下班高峰的地铁,也几乎看不到戴口罩的非华人。直到最近几天,我才在街上看到零星的非华人戴起了口罩,而华人基本都戴着口罩。我所住的公寓楼开始为前台服务人员提供口罩和橡胶手套,并在公共空间配备洗手液。

纽约直到最近几天才开始限制大规模活动。自从纽约州、新泽西州先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昨天全美进入紧急状态。百老汇演出纷纷取消,大都会博物馆关闭,NBA季后赛无限期延后,加州的迪士尼乐园和环球影城关闭,纽约的悠久传统——圣帕特里克日游行250年来首次取消。那些照常营业的餐厅纷纷向顾客发邮件强调自己如何严格遵守卫生规范,希望挽留客人。

有两件事情最能说服纽约客疫情的严重性:股价和抢购。3/9 和 3/12,标普500股指跌破 7%,接连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所提前关闭。这在美国历史上(自1987年设置熔断机制以来)总共只发生过三次,还有一次是1997年。有人说,在美国,股票是吹哨人,因为市场通常能最作出敏锐和诚实的判断,尽管出于恐慌的抛售经常发生。或许因为听到了哨声,美国人开始囤积物资,而这种行为有极强的传染性,升级成抢购。刚才说过,一月底口罩已经脱销。二月底,消毒用品也买不到了(无论网上还是药房)。大约上周末开始,我身边的华人朋友开始囤积生活用品,包括手纸、瓶装水、米、保质期长的食品。今天早上,我去家附近的超市采购时,两个大型超市门口都排起了长队,因为人太多,超市采取一出一进的限制。好在我们不需要买太多东西,在附近另一个无需排队的小超市买到了需要的食物。我有一个朋友买了可以供一人吃30天、保质期25年的储备粮,以及急救套装、备用电源,与此同时 TA 在物色净水系统。当然 TA 是特例,更常见的、也更令人费解的是囤积手纸。不仅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不约而同出现了抢购囤积手纸的情况。有心理学家分析,囤积手纸的行为代表着一种“抢购理疗”,通过疯狂的采购和囤积行为从不确定环境带来的恐慌中夺回心理控制权(特别是川普和医学专家带来截然相反的论断时)。在这种心理的趋势下,单价低廉的生活必需品,手纸,成为最好的选择。

中国的疫情爆发在春节,导致大部分人被困在家里,疫情延误了开工,同时迫使一部分人在家工作、学生在家上学。在纽约,疫情直接扰乱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谷歌在这周宣布全北美除非必要,员工应当在家办公;而我此时已经在家办公两周了。这两周我取消了一切约会、聚餐、健身课程,每天除了遛狗基本不出门,遛狗时也避免和别的狗主人打照面。谷歌对这次疫情非常重视,领导层每天开两次会,密切追踪疫情进展,调整公司政策。我们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各管理层的邮件,及时通报目前的状况和计划。自从决定北美全体在家办公后,团队的合作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平时见面交流改为视频会议、在线聊天,甚至有的团队组织虚拟午餐会(大家一起对着摄像头边吃午饭边聊天),还有的团队将平时的桌游活动改为了线上桌游。互联网领域相对来说是受影响最小的,谷歌先进的技术让我们在家仍能保持相当高的工作效率。但是,很多领域是无法承受员工不出勤带来的损失的。纽约市有法定每年五天带薪病假,但这对无法预计的疫情来说杯水车薪。在很多被迫停摆的行业里、大量临时工和自由职业者面临的资金断流是致命的——很多人没有储蓄,依靠每一笔收入来维持昂贵的房租、赡养老人的费用、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医疗费用等等。

最近一周,美国的大学纷纷闭校,教学转到网上。实验室关门,博士生和科研工作者哀嚎一片。最近几天,纽约是否要关闭中小学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方面,尽管孩子本身患病几率不高,但学校很容易成为传染中枢把病毒带到各个家庭。但另一方面,把孩子留在学校是很多家庭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纽约公立学校的110万学生里,有75万来自低收入家庭,其中11.4万无家可归(source)。学校不仅为他们提供教育,也提供食物、住处和安全保障。大部分孩子,一旦放回家,就必须有家长全程在家照看(在美国把未成年人独自留在家里是违法的),也就意味着被迫放弃工作。其中很多家长保障着整个城市的运转,包括警察、地铁勤务、环卫工人,以及在此刻尤为重要的,医护人员。我身边有这样的家长,TA 表示宁可承担被感染的风险,也不愿中断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因为相比那百分之几的感染概率,自己生活收到的打击是百分之百。当中上产在网上请愿发声要求关闭学校时,这些人的声音常常是被无视的。像我们这种能够在家工作,收入福利都不受影响的情况,其实是一种极高的特权。

纽约是一座极其复杂的城市,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传染病,作出恰如其分的调整刻不容缓。纽约又是一架高速运转的精密机器,任何改变都容易产生难以预计的涟漪——这在有些人看来是人生中的小插曲,而对另一些人是彻底改变人生轨迹的沉痛打击。美国为个人赋予了极大的自由,这种自由在疫情下必然需要收到限制,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也被重新审视。这些都是我,一个普通市民,在疫情里学习的公民课程。

来源: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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